|
|
2006-09-05 17:25:24  |
| 信史发微 |
|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史官的命运似乎大都十分悲惨。例如记“崔杼弑其君”的齐太史兄弟，例如司马迁，例如班固、范晔、崔浩，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庄氏史案、《南山集》案等等。
这些人为什么遭厄运呢？通常的解释是他们不为长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君亲讳。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通俗地说法就是他们说了“实话”。我们称这些史学作品为“信史”。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让我们看看这些史家遭厄运的大致经过。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此事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史记》中均有记载。
司马迁，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独有司马迁替李陵抗辩，触怒了武帝，受到“腐刑”的惩罚。
班固，明帝永平五年（62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弟班超力辩得免。明帝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二人关系亲密。后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因受牵连被捕，死于狱中。
范晔，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从以上内容看，除齐国的那三位史官外，司马迁、班固、范晔之灾与他们修史都毫无关系。
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官的工作环境是相当宽松的。
宽松到什么程度呢？
据《左传·宣公二年》中的《晋灵公不君》记载，晋灵公骄横无道，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先是派鉏麑刺杀赵盾，不遂，又在宫内伏甲击杀赵盾。无奈之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后来，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之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怀：眷恋。 诒：同‘贻”，留下。伊，语气词。全句的意思是，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载有这段故事。
《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有一天，赵匡胤在御花园游戏，持挟弹弓打小雀子。玩得正高兴，忽然有黄门官奏报，说有人猛击景阳钟，当有急事面奏。赵匡胤丢下弹弓，三步并两步地，匆匆忙忙整冠束带出殿。岂知奏折却是一般的例行公事，他顿时面孔变了色，愤然地说：“这种小事急什么？”回答说：“总比打鸟来得要紧吧？”赵匡胤听罢，暴跳如雷，走下座位，抢了侍卫持着的黄钺柄碰撞过去，恰好击中此人的嘴唇，把两颗门牙打下来了。这个人弯着腰慢慢地捡起牙齿，放在怀里。赵匡胤盛怒未息，说，你拿两颗牙齿做啥？留着告我的状吗？回答说：“我哪儿有胆子敢告陛下；不过，这件事自然会有史官直笔的。”赵匡胤感到不对头，惭渐消失了怒气。最后还夸奖他说得有理，送了他一笔银子，表示慰问。
这此事例，应该能够比较充分地证明中国修史者的工作环境了。
但是，因修史而遭祸的修史者也的确不少，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以清朝的两起著名的文字狱来解释这种现象。
一是发生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庄氏史案。庄廷龙因请人编写《明史辑略》触怒进朝廷，清政府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杀头，其他作序的人，刻书的人，卖书的人被杀的有72人，充军的数百人。
一是发生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按通常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秉笔直书而遭戮，实则不然。
关于庄氏史案，清人有这样的评价。
“又自丙辰(1616年，清建国，号后金，1636年改国号清)迄癸未（1643年，清入关以前）俱不书清年号，而于隆武、永历之即位正朔，必大书特书。其取祸之端有如此。”（清·佚名《榴龛随笔》。）
关于《南山集》案，在戴名世的《南山集偶抄》中的《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
他们都以南明为正统，而南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
中国明王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一些地方性政权的统称。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
弘光政权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首先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顺治二年五二十二日覆灭。
清顺治二年(1645年) 闰六月，在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绍兴的同时，明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覆灭。
顺治三年十一月，广东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一个是广州的绍武政权，成立于十一月初二，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覆灭，绍武政权仅存41天。一个是肇庆的永历政权，成立于十一月初八，是南明王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历时15年，于顺治19年4月灭亡。
有意思的是，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这对难兄难弟在清廷大兵压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竟然为争正统的名分而大打出手。
就这么样一个政权，明朝的遗老们硬要说它是正统，不是伪朝。那么当时的清政权算什么？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有顺治帝，不都成了伪政府的首领了么？不都成了贼了么？在重视名分的封建时代，清统治者当然不允许了。
由此看来，这里面的问题与“实”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情”，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观。
从真实的角度看，齐太史所记应该是这样的：公元前548年崔杼杀了姜光。但是齐太史不这么写，他根据他的情感再加上他的好恶，写上了“崔杼弑其君”。《孟子·滕文公下》有这样的内容：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按孟子的说法，这件事是不是也可以说成“崔杼诛一夫光”呢？
同那崔杼相比，赵盾更是被那董太史冤枉得没了边儿。无论从史实的角度还是从情感的角度看，宣公二年那件事都应该录为“赵穿诛一夫夷皋”。奇怪的是，那冤案的制造者董狐却成了彪炳千秋的人物。当然，对于赵盾，人们也是赞赏有加。最有意思的是孔子，同时对这对冤家大加表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竞乃免。”是是非非，在历史问题上，实在说不清道不明，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更多地左右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评说。
这类纯个人情感和好恶在史书中大量存在，有时到了不惜歪曲史实来表达个人情感的地步。《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史记》太伟大了，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人对它有任何贬损，很可能有大量的口水倾盆而至。我不是名人，当无此之虞。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史记》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但绝不是一部“信史”。至于它是如何“不信”的，我们下回接着说。
未完续待
|
| 标签: 孤旅西宾，历史研究 |
作者 solitaryteacher 评论() | 人气()
| 引用() | 推荐 | 保存日志 | 问题日志 | 收藏到网摘 | 返回首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