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本就是以约束统治者为核心的，也非常成功地约束了统治者的行为。但是，随着读书人越来越多的进入统治者的行列，这约束在不断加强的同时，也不断被用以约束被统治者。正如古道西风等博友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愚弄人民的工具”。

孔子的确被圣上们利用了，但那不是孔子及其他大儒们的错，一把切菜的刀，被用来杀伤了人，你不可以去怪那刀的。如果细细地把《论语》及相关大儒们的注读一读，你就会发现，里面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用以约束统治者们的。以后我将努力证明这一点。孔子朱子被屈解得厉害！

古道西风博友对此作了如下辩解：“即刀被用来杀人，不能怪造刀的人，但我们最少应该这把杀人的刀没收吧。”

没错的，应该没收，但不可“收天下之兵”，也不可将所有的菜刀收缴弃之或毁之，我们应该用它来切菜。

将儒学喻为菜刀并不恰当，而应该将其喻为笼子。现在，我们应该利用这只笼子来驯服统治者，将其关进笼中。

儒学的主张与西方民主政治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对统治者的约束，但其手段则与西方明显不同。儒学主张以“礼”来自我约束，就好比一个人自己拿着钥匙还民族工作者情愿地将自己牢牢地关在笼子里，这实在与人之常情不合，所以，中国历史才有所谓一治一乱的不断交替的进程。西方民主则是依靠被统治者的力量来约束统治者。弱势的一方在笼外，还掌管着那笼子的钥匙，所以，只要那笼子足够结实，则强势者是不可能出来伤人的。

所以，西方的民主则是要将那笼子造得更牢些，且让被关在里面的人无法拿到钥匙，就是要完善民主制度；东方的治世则要靠圣人的自律，亦即所谓的“以德治国”。

但是，要求可以自由开启与关闭笼子的强势者将自己稳稳地关在里面，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就算能稳稳地关上一时，也不可能稳稳地关上一世；就算是能稳稳地关上一世乃至几世，也绝不可能世世都能将自己稳稳地关进那自己可以自由开户与关闭的笼子里。所以，中国历史上乱世多于大大地多于治世，有那个几个好圣上将自己约束得很紧，于是开创了太平盛世，但不用多久，就一定会在乱世中结束自己的统治。

不愿意将自己关在笼子里，跑出来又会伤人，伤人本没有什么，但被伤者一定是不干的，会反抗，怎么办？那就把他们关进笼子好了。于是，寻了一帮御用者，将关自己的笼子倒腾出来，请君入笼！

经过长期的驯化，我们已经很习惯在笼子里生活了，就如同长期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旦跑出笼外，就无法生存一样。

这笼子，成了上上下下一致的需求了！真的，我们“万众一心了”，我们“统一思想”了，所有的事都会“一致认为”了！

初看于丹的《论语心得》，很是为之叫好，及至看完，又大为失望。当初以为会在她那里窥《论语》之一斑，却连豹影儿也没见着。本以为是于教授学识不足所致，因而有朋友得知我开讲《论语》劝我参考一下于丹，我颇为不屑地嗤道：“她呀，比我差远了。”后来看了她的《〈孟子〉心得》《〈庄子〉心得》《〈周易〉心得》，再加上她讲戏曲的一些片断，才知道，于丹实在是一个极聪明极有学问的人。《〈孟子〉心得》《〈庄子〉心得》《〈周易〉心得》比《〈论语〉心得》要高明得多，却远不及《〈论语〉心得》畅销。这原因值得深思。

一般认为，就是因为它俗，迎合了俗众的口味，才火爆如斯。这诚然是不错的，俗的东西的确容易被大众所追奉，但仅仅依靠俗是无法取悦大众的。不信你俗给我看看？

于丹的《〈论语〉心得》全文只涉及《论语》32则，不是她不用更不是不会用更多，而是她不能再用其它的了。因为她所讲的内容，就是要束缚老百姓的，而《论语》中束缚老百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若认起真来，根本就没有，孔子是极讲礼的，而“礼”压根儿就不是针对老百姓的。《礼记》中说得很明白：“礼不下庶人。”），大多都是束缚统治者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不仅不大受肉食者们喜欢也不大受百姓的喜爱，所以，她不能讲。如同过去女子们缠足当今的女子美容都是自觉自愿要将自己束缚起来一样，我们很愿意受到思想上的束缚。于丹《〈论语〉心得》的成功，正是因为满足了从上到下的人这方面需要的结果。

这样的造笼者已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销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建国以来最具权威性的汉语工具书——商物印书馆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压根儿就没收录诸如“民胞物与”“风行草偃”一类的成语。问一问学生，没一个听说过它们。问他们知道哪些常用成语，尽是些诸如“罄竹难书”“为虎作伥”“食肉寝皮”一类细解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

这样的造笼者充其量只能算是“伪儒”。

真正的儒者是致力于将在上者关进笼子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巩固统治还是为了为人民的福祉。

以孔子和朱熹为例，他们不但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听统治者话的人，就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孔子有个名叫公冶长的学生，被捕入狱。孔子觉得他是被冤枉的，便说：“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论语·公冶长》）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朱熹对此事的看法是：“夫有罪无罪，在我而已，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

大家看看，他们不仅不同犯人划清界线，反而为其辩护；不仅为其辩护，还同其结亲；朱熹不仅赞同这样的反政府行为，还说有罪没罪官府说了不算，我自己说了才算。这不是反革命分子是什么？！就连一向以激进自居的西宾也看不过去，当即在一旁批道：

“朱子此言差矣！有罪无罪，当于有司依律决之，若有司决之不公，则责有司之谬以正其职；若律之不当，则变法以求其正，焉能‘在我而已’哉？”

儒学一直并还在成为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工具，但这不是儒学的错。儒学错就错在因成功地约束了统治者而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生活得相对宽松。即便是以文字狱闻名的清朝，社会环境也是相当宽松的。

清代有两起著名的文字狱，一是发生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庄氏史案。庄廷龙因请人编写《明史辑略》触怒了朝廷，清政府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杀头，其他作序的人，刻书的人，卖书的人被杀的有72人，充军的数百人。陈恭尹为此作了一首诗：“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却没人“喀嚓”了他。搁现在大约是没什么大碍的，但要是40年前……

详细情况可以到下面去看一看:

http://solitaryteacher.blogcn.com/diary,3095621.shtml

从顺治到乾隆的160多年里，共兴文字狱不足200起，涉案人员不足万人。20世纪六十年代平均每天大约也不止这个数。

当然，这束缚不全来自儒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天。对于天的敬畏使得他们即使将以儒学为主要材料构成的笼子毁掉，仍不敢恣意妄为。当这最后一层防线也被毁坏，最乱的乱世最严酷的专治终于在20世纪降临了。

现在，中国又进入了太平盛世，但我们仍被严严实实地关在笼子之中。我想，是应该设法到笼子外面的时候了。只有当到笼子外面生活成为大多数人的需要的时候，大多数才有走出笼子的可能。

是谓解放思想。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毁坏这笼子？

（未完续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