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游曰：“事君数①，斯②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

一、注释

　 ①数（shuo）：频繁琐碎。②斯：则，就。

二、译文

子游说：“服事君主（直言进谏）太频繁，就会招来羞辱；与朋友相交，（劝诤）太频繁，就会与其关系疏远。”

三、西宾妄语

既然频繁地向君主直言进谏会招来羞辱，是不是应该忍辱呢？

答曰：“非也！”

朱熹引胡宏注曰：“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曲礼》下篇)

“子曰：是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礼记·表记》)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

在儒家看来，忍辱事君尚为非礼，怎会主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但是，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儒学教义，时常有人以此来义愤填膺地批儒批程朱。

我不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语出何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话绝不可能出自程朱之口。

儒家对死君者一向是不以为然的。程颐在对论语《里仁》中的“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作注时就说：“邦无道能沈晦以裁之，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

朱熹显然是同意陈子这种说法的。很明显，他们对比干这类死谏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当之愚”。

那么聪明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古文观止》中题为《晏子不死君难》）有如下记载：

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日：“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齐庄公和棠姜（崔武子之妻）私通。崔武子杀死了庄公。

晏子站在崔家的门外。左右的人说：“死吗？”晏子说：“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去死？”左右的人说：“出走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逃走？”左右的人说：“回去吗？”晏子说：“国君死了，回哪儿去？作百姓君主的人，岂可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是要管理国家。作国君臣子的人，岂是为了自己的俸禄？而是要保养国家。所以国君为国家而死，就跟着他去死；为国家而逃亡，就跟着他逃亡。如果为自己而死，或为自己而逃亡，不是国君私人所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这件事？况且人家拥立了国君又杀掉他，我怎能为他而死？怎能为他而逃亡？又回到哪里去呢？”

就是这个不肯为君难而死的晏子，被孔子称为仁人。

孟子则走得更远。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

朱子注曰：“贼，害也。残，伤也。害仁者，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

…………（还有很多东西没整理出来，有机会再补上）

    1949年以后大陆所进行的批儒运动，已经与思想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愚弄人民，结果还真成功地愚弄了几乎所有的人民，使我们相信真的有万岁。